义教语文九上教学用书：我的叔叔于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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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明快而富于个性化的语言，生动逼真而又幽默风趣的细节描写，张弛有节又曲折多变的情节安排，也是本文不可忽视的特色。

（选自《初中语文课文分析集》第五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五、怎样感受人？怎样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说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 （王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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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泊桑的著名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我曾经读过多次。每一次读，心头就像压着一块石头，感到一种无法排解的悲哀。

我想，假若让我对中学生讲解这篇短篇小说，我将怎样讲呢？

我无法讲。

“让学生自己去感受吧!”──我会说。

我认为，仅仅这样说还不够，我们还应该说：“让他们对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心灵进行一次审判吧!”

不是吗？小说选取的不是我们成人的视点，而是一个与我们的学生年龄相仿的少年人的视点。

一个少年在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灵观察和感受我们成年人的世界，观察和感受我们成年人的“思想”和“感情”。

我们成年人看待世界、看待人，是与少年人有所不同的。

小说中的“我”是怎样看待于勒的呢？假若我们读过了全文，《我的叔叔于勒》这个题目就会给我们一个意味深长的感觉。小说中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我”已经知道了关于于勒的一切，但在这个少年人的心目中，于勒还是“我的叔叔”，而不是“我的不走正道的叔叔于勒”，也不是“骗子、流氓于勒”。在这个题目中，我们感到的是亲切、亲近，一点也没有疏远的感觉。在这里，于勒是作为一个“人”，一个与“我”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而被称谓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值得尊重还是不值得尊重的人而被称谓的。“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纹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这是一个“人”，一个以当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呈现在“我”面前的“人”。他过去是不是“花花公子”，是不是“无赖”“流氓”，他是怎样落到这么一个悲惨的境地的，对于“我”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当下这个“人”，这个“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并且这个“人”是与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三个同义反复的判断句，强调了这种自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存在的确实性。我们成年人经常提出一个人“值得”还是“不值得”同情的问题，但是，这只是我们成年人世界里的语言，而不是小说中“我”的语言，不是童稚心灵世界里的语言。在童稚的心灵里，不存在一个人“值得”还是“不值得”同情的问题，也不存在同情这样一个人对自己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的问题，而只有发生还是没有发生同情心的问题。面对落到了这样一种悲惨境地的人，并且这个人就是他的叔叔，“我”是感到由衷的同情的，在他代父亲付给于勒牡蛎钱时，给了他十个铜子的小费。在这时，他想到的根本不是自己，不是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而是感到应当这样做，必须这样做，不这样做心里就感到不安宁、不舒服。“前因”和“后果”这种离开当下情景的回忆和推论，“值得”还是“不值得”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理性考虑，在这种自然发生、自然流露的同情心中，是没有任何的地位和作用的。

于勒“值得”还是“不值得”同情的问题只发生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有一个人与人的情感关系的问题，也有一个人与人的利益关系的问题，因为我们成年人不仅仅生活在人与人的情感关系中，更生活在现实生活的物质的和金钱的关系中。在情感的世界里，人与人的苦乐是相通的，忧喜是相连的，别人的痛苦也能引起自己的痛苦的感觉，别人的欢乐也能引起自己的欢乐的心情，而在物质的和金钱的世界里，人与人则是各个分离的。它不但区分了富人和穷人，而且区分了这个家庭和那个家庭，这个人和那个人。别人的利益不是自己的利益，别人的体面不是自己的体面。每一个人都必须关心自己的利益，并且以个人的得失为得失。趋利避害，权衡轻重，即使付出，也是为了最终的获得。这样，也就有了一个“值得”还是“不值得”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对于勒的任何同情和理解，对于勒的任何微不足道的帮助，都是“不值得”的。首先，于勒现在的悲剧命运，完全是由他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不是“我”的父母剥夺了他的遗产，而是他“把自己应得的部分遗产吃得一干二净之后，还大大占用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用句我们成人世界里常常说的话，那就是他“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任何人对他的这种悲剧性的后果也没有、更不必担负道义上的责任；其二，在一般的情况下，对于勒这样的人的同情，对自己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它要求自己的付出，而无法从对方身上获得应有的回报。“别叫这个小子又回来吃咱们!”不能不说，“我”的母亲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其三，不论是从“我”的父母的眼中，还是从“我”的眼中，都没有看出现在的于勒有任何“悔过自新”的表现。在我们的观念里，假若通过我们的同情和理解，通过我们的感化和教育，一个不好的人变得好了，一个堕落的人不堕落了，对这个人的同情也是“值得”的，但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在于勒身上。所以，从利益的关系出发，于勒是不“值得”同情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一个以金钱关系组织起来的世界里，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不能不首先承担起个人的和家庭的经济重担，都不能不重视金钱的作用。正是这种对金钱的重视，对财富的关心，使我们越来越淡漠了对人的关心，对人的感情。甚至在我们对人的关心里，也渗透着大量对自我利益的考虑，对金钱和财富的关心。只要我们承认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不论我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不论在实际的生活中表现出来还是没有表现出来以及表现的程度如何，我们成年人都不能没有这种对自我利益的关心，我们这种对自我利益的关心都不能不导致我们同情心的淡漠。在这里，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感受和评价小说中“我”的父亲和母亲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视个人道德的国家，我们常常把道德问题仅仅视为个人修养的问题，因而我们习惯于追究个人的道德责任，嘲笑那些公开表现出了狭隘自私倾向的个人。但莫泊桑不是一个中国作家，他是一个法国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从现实社会生活本身思考人的道德发展状况的知识分子。在这篇小说里，他是以“我”的眼光环视周围的人物的，他同情、理解于勒，也不可能不同情和理解自己的父母。他不可能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上嘲笑自己的父母。与此相反，小说中的大量描写都集中在对“我”的父母的理解和同情上。“我”的父母不是不想成为一个“体面”的人，一个有道德修养、有高雅趣味的人，甚至他们也不是不爱自己的亲人，他们对自己子女的前途是十分关心的，只不过这种关心也不能不首先落实到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关心上。“我母亲对我们的拮据生活感到非常痛苦。那时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买拍卖的底货；姐姐的长袍是自己做的，买十五个铜子一米的花边，常常要在价钱上计较半天。”“不为穷困宁有此”，贫穷使他们不能不斤斤计较每一个小钱，不能不把自己生活的目标放在经济状况的好转上。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每一个教师，都不能不生活在这样一个经济的世界里，生活在经济世界的金钱关系中，我们也不能不时刻关注着自己的经济利益，不能不重视金钱的作用。所以，我们对他们的经济处境和在这种经济处境中所形成的生活习俗、思维习惯没有理由采取嘲笑的态度，没有理由把他们身上的弱点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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