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教语文九上教学用书：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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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冷酷的现实随即摧毁了美好的影像。两位老友会面的情景实在出人意料。“我”一见到闰土，“不由的非常出惊”，因为中年闰土外貌的变化太大了。“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他的眼睛周围肿得通红，“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早先“红活圆实的手”，也变得“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而更令“我”惊异的，是闰土精神状态的变异。见到30年来时时惦念的童年好友，闰土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这“老爷”二字，使“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一声“老爷”的称呼，道尽了闰土在封建等级制度下所遭受的精神压迫和痛苦，也刻画出了农民闰土与知识分子“我”之间关系的隔膜。在封建思想意识的毒害下，闰土的心灵世界已经变得麻木了，麻木得反而去维护压迫他的封建等级观念。否则，他便认为是不“规矩”，“不懂事”。问到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我”要闰土挑一点旧家具，闰土却特意要了香炉和烛台，这便暗示他日后将在求神拜佛中进一步麻醉自己。作者以画龙点睛式的议论，揭示了致使闰土“苦得像一个木偶人”似的社会原因：“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即封建军阀与官僚地主的黑暗统治。不过，作品着重表现的，还是封建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对农民及一般群众精神上的压抑与毒害。最使作者痛心的，是闰土的愚昧、麻木，是闰土和“我”之间和谐关系的变异与幻灭。在小说中，闰土与“我”久别相见之前，还插入了一个小市民杨二嫂的表演。杨二嫂是“我”家的近邻，她已由年轻时有名的“豆腐西施”变成了外形如同细脚伶仃的“圆规”般的老女人。她来到“我”家，是专为捡便宜的。故而，她硬说“我”阔了，“放了道台了”，“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并且根本不听“我”的辩解。以后还诬称闰土将碗碟埋在灰堆里，自己则乘机明拿暗偷“我”家的东西。其尖嘴利舌、贪财爱小的性格特征，不仅对闰土淳朴诚实的品性是一个衬托，而且从另一方面展示了当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作者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深入地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度、等级观念的罪恶。同时，又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表述了打破彼此间的隔膜，再探人生新路的执着信念与追求。作品中描写的水生与宏儿，分明是闰土与 “我”亲密关系的延伸。“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作者所执着追求的，不仅是要重建儿时那种和谐的人际关系，而且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 “人”的生活!

篇末，借助渐渐远离故乡的“我”的朦胧之感，再一次幻化出一个神奇的境界：海边，碧绿的沙地；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它似乎照亮了作者心中的希望之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富于哲理性的警句，为全文作了深沉而隽永的收束。

就艺术表现而言，《故乡》兼备小说与散文的特长。它以精练的生活片断的连缀取代了曲折的情节铺述，以叙事主人公“我”的情感的起伏变化为贯穿全文的内在线索，大大加强了抒情的成分。同时，对客观人事的生动描绘与主观情感的充分抒发有机地交融，童话般美妙的境界与琐屑世俗生活相互映衬，再加上某些思辨性的精辟议论，凡此种种，使作品既富于历史的深度，又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给读者提供了深刻的哲理启示。

（选自《中国现代文学采英》，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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