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课 大变革的时代
都江堰水利工程由渠首和渠道两大系统组成。渠首工程包括都江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个主要部分。都江鱼嘴是建在岷江中流的分水建筑工程，它把岷江水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又在都江堰市城附近的岷江南岸，凿开玉垒山脚，形成一个被隔开的石堆即离堆和一个狭小的进水口就是宝瓶口。内江水通过宝瓶口流入密如蛛网的渠道系统。大小水口都安置“斗门”，需水时打开斗门，水多时可关闭斗门。“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夏季岷江水涨，都江鱼嘴淹没了，离堆就成为第二道分水处。紧接内金刚堤和离堆之间修筑了飞沙堰，用以调解内江水量，洪水猛涨时，内江水可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确保内江灌溉系统的安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一个以灌溉为主兼具防洪、运输功效的综合水利工程，既解除了岷江泛滥之灾，又便利了航运，灌溉农田300万亩，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华阳国志•蜀志》）。都江堰地点选择恰当，工程布置合理，配套严密完整，修建就地取材，整个系统自流灌溉，用功省而效益大，两千二百多年来一直造福于人民。都江堰总计分支河渠五百二十多条，渠道总长约一千一百多公里，解放前工程失修，灌溉面积缩小至二百余万亩。解放后大力整治扩建，现在灌溉面积已扩大到八百多万亩。它不仅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颗明珠，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土地私有制的出现
春秋年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大量的旷土隙田逐渐得到垦辟。一些奴隶主尽量驱使奴隶从事荒田的开垦，使耕地面积急剧增加，私田大量出现。“公田”是不能买卖的，私田却真正是私有财产。“公田”是要给“公家”上一定赋税的，私田在开始时却不用上税。与此同时，贵族还企图在公田上确立自己的私有权。以前公田属于代表奴隶主国家的周王所有，周王有权处置所谓“天下”的全部土地。他对于各国诸侯、卿、大夫受封土地的干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上述情况开始改变了。还在西周末年，奴隶主贵族就已经在抗拒周王夺取他们的土地和人民。到了春秋时代，一般的奴隶主贵族和一些国家的国君，与周天子争夺公田的斗争更加剧烈起来，许多诸侯、卿、大夫，事实上已经把公田逐渐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就是周天子也不能任意侵犯。公元前580年，晋大夫卻（xi）至公然与周王室争田，双方各不相让，竟然到晋侯那里打官司，最后取得晋侯的支持，王室才收回这块土地。大小奴隶主贵族，相互间为了一田一邑引起纠纷的事更是屡见不鲜。这说明周天子对土地的最高支配权已经丧失，土地王有的概念已不起作用，土地私有权得到事实上的承认。
封建生产关系和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
伴随着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崩溃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封建依附关系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一部分奴隶和平民自己垦荒种地，获得了小块土地的私有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贵族奴隶主的控制和束缚，成为自耕农。还有一部分贵族，由于种种原因转化而为自耕农，例如晋国的范氏和中行氏，被赵氏战败后流亡齐国，其子孙就“耕于 www.xuehuiba.com
齐”。又如楚国大夫伍奢次子伍子骨，在其父被杀后出奔到吴，一度“耕于鄙”。这种自耕农，随着奴隶制的瓦解，数量不断增加。至于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有的是由奴隶主贵族分化而来；有的则是获得土地赏赐的军功地主；还有一些是从平民上升而成。他们在奴隶大量逃亡，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面临崩溃的时代，看到“公田”上茂草丛生，遮没道路，庄稼烂在田里无人收割，堆在场头的没有碾打完毕。这种“公田不治”的景象，使他们感到奴隶制剥削已无利可图，便改变剥削方式，把土地划分为小块，招徕逃亡奴隶和破产平民耕种，从中收取地租。从此，封建地主与农民两个新兴的阶级便孕育成长起来。这种依附农民，身份与奴隶不同，他们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有条件获取一部分收获物归自己所用。奴隶身份的改变，提高了他们对劳动的兴趣。《吕氏春秋》指出：“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公作”指奴隶在国有土地上的集体耕作，由于缺乏生产积极性，隐藏力气，进展缓慢；“分地”指封建制度下的租佃制，由于劳动积极性提高，使出了力气，所以进展迅速。这是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
商鞅
商鞅（约前390－前338）是卫国国君疏远的宗族，姓公孙名鞅，也叫卫鞅，后在秦因功封为商君，所以历史上称为商鞅。商鞅早年是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惠王沉默。公叔痤又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惠王许诺而去。公叔痤召商鞅说：惠王问谁可为相，我推荐你，未被采纳。我先君后臣，已建议既不重用，当杀之，勿为别国所用。现在你应迅速逃走。商鞅说：“惠王既不按您的意见重用我，又怎能按您的意见杀掉我呢？”商鞅并未逃走。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才来到秦国。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课本上“商鞅舌战图”插图，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