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反腐败工作几个问题的思考
腐败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问题，几乎困扰着世界所有国家，被世界公认为一时难以攻克的“癌症”。近些年来，我国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战略方针，在思想防变、制度防控、打击防治等反腐领域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党内监督条例》、《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0－2012年工作规划》等规章制度的出台、国家预防腐败局等机构的建立、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等一批省部级高官的落马、国际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中国不断攀升的排名等对此都是一个很好的证实。然而，我们绝不能因此麻痹大意、掉以轻心。温总理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域还比较严重。因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腐败，在战术上要重视腐败，要从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领域和环节着手，致力于源头防治。”当前，要重点解决廉政文化“扬”起来、监察体制“顺”起来、家庭财产“亮”起来、群众监督“畅”起来、自身建设“硬”起来的问题。
一、廉政文化要“扬”起来。“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我们，人文环境对个人的成长和生活是十分重要的。我国“源远流长”的腐败亚文化，对世人深恶痛责的腐败现象的产生自然是“功不可没”。也难怪历史学家吴晗说的：“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腐败史。”“腐败亚文化”是由社会学中“亚文化”这一概念衍生而来，特指腐败群体乃至全社会在对待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时所产生的一系列畸形的、扭曲的、反主流的判断、认知以及价值观等等。如我们时常有所耳闻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送钱送物办事快，不抹油水慢半拍”等言行，均属此范畴。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腐败亚文化思想潜移默化的熏陶下，一些原则性、意志力不强的官员重复着在诱惑面前从“摇手到推手到接手到伸手”的经历，由思想上的“亚健康”发展到行动上的“不健康”；一些清正廉洁，真心为民的官员也迫于“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向权贵和现实折腰。事实证明，腐败亚文化是诱发腐败行为的思想温床，是培养“腐败预备队”的“罪根祸首”。要防治腐败，首先要消除腐败亚文化的影响。一是要大力弘扬廉政文化。要采用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多途径宣扬廉政文化，要通过廉政文化进单位、进社区、进家庭等方式多渠道推广廉政文化，总之要在全社会掀起一场以廉政建设为主旨的文化运动，努力营造以清廉为荣、以腐败为耻的廉政文化氛围，并最终取代腐败亚文化为反腐败工作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二是要切实抓好廉政教育。邓小平生前在反思党内发生的问题的教训时说过：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时至今日，这句震耳欲聋的话仍需引起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消除腐败亚文化尤为需要各级党委继续拾起思想政治工作的教鞭，只有不断加强党员干部的廉政文化教育，才能驱除党内的腐败亚文化思想，筑起拒腐防变的万里长城。
二、监察体制要“顺”起来。“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这是当前社会对现行纪检监察体制广泛流传的“三太”现象，其中又以同级监督太软最具代表性。在实际工作中，纪检监察机关对同级党组织及其成员的监督，特别是对其违法违纪问题的核实很为难，浅不得、深不得，难开展。对同级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心有余悸，不敢监督，也不愿监督。就算查处同级党委、政府管理的党员干部，决定权也掌握在同级党委、政府手中，查办案件更要看同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眼色行事。打个现实比方，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处一个副科级的领导干部时，他很容易在县委常委中找领导为其说话，更有甚者，关系托到了地区和省一级领导，结果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算纪检监察机关要办也要顶住很大的压力，无形中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权和威慑力大大减弱。究其根源问题出在当前的管理体制上，现行纪检监察体制仍采用横向为主、纵向为辅的“双重领导”体制，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并主要对同级党委负责，尤其是各级纪检干部的配备、任免、调动，同级党委的意见起主导作用，人员编制、财政经费、工作生活待遇等一系列问题主要由同级党委、政府决定。农村有句俗话，叫做“仔打爹，没饭吃”。
当前体制下让纪委监督同级党委何尝不出现类似情况呢？要摆脱这种尴尬而被动的局面，唯有对当前纪检监察体制进行大胆的改革创新。一是要着力增强纪检监察部门的权威性。以往实践发现，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副书记担任,可以大大增强纪委书记的威信，开展工作时易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我们可从中得以启示，设法改变当前纪委书记只担任党委常委的做法，最好能将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级别的规格从“半格”升为“全格”，单列于同级党委、政府之外与之平行，为同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检监察等五大家之一，同时明确党内分工，让纪检监察部门独立行使党的纪律处分权，切实维护纪检监察部门执纪办案的权威性。二是要着力增强纪检监察部门的独立性。我们可以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直接隶属香港特区肃贪倡廉专门机构的经验，改当前“横向同级领导为主，纵向上级为辅”的“双重领导”体制为省以下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直属上级纪检监察机关领导和监督，向上级纪检监察机关负责，中央纪检监察机关直接向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负责并接受其领导与监督的“垂直管理”体制，同时在人、财、事三权上也以上级纪检监察机关领导为主，以此彻底放开纪检监察部门束缚的手脚。
三、家庭财产要“亮”起来。官员收入与财产申报制度被称为“终端反腐”制度，其触角深入官员的私人领域，使官员个人与家庭财产曝露于上级与公众面前，彻底消除官员非法所得与“灰色收入”的藏身之地。近几年我国发生的省部级高官落马个案中，很大部分都能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挂起钩来，因此，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家庭财产透明制度，对惩治腐败、澄清吏治、端正党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世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也证明，有力与透明的“终端反腐”制度是有效防止与惩治腐败的利器。我国早在1995年就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这一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家公职人员家庭财产收入的透明度，对预防腐败和强化国家公职人员的经常性监督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多年的实践看，效果并不理想，存在执行力不强，缺乏实效性，申报不公开，缺乏透明性，惩处不严厉，缺乏威慑性等问题，要真正把领导干部家庭财产透明制打造成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利器，我们可从以下方面改进：一是制定家庭财产申报法。1995年颁发的《规定》，属于部门规章性质，立法层次太低，缺乏权威与刚性，与惩治腐败、维护国家廉政制度、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相比极不相称。要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家庭财产申报法》，以法律的权威性来提高财产申报的操作性和受理部门的权威性。二是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科级以上官员必须在指定的日期内报告并公开其年度收入或者财产，有关部门应当利用各种有效的形式将各级官员的财产情况公之于众，高级官员（比如厅级以上官员）的情况则公之于报纸媒体，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公民有权查阅所有官员的财产与纳税情况。三是加大责任主体惩处力度。对拒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家庭财产的申报人，除采用警告、记过、引咎辞职、撤职等组织、行政处分外，还要引入刑罚机制，建议增设“国家工作人员拒不申报财产罪”，用法律强制方法确保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