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人物－－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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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党史上，张闻天曾在短期内当过党的总负责人（亦称总书记），遵义会议后三年多存在着“洛（张闻天当时笔名为洛甫）毛合作”的领导体制。不过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一向愿意钻研理论而不长于具体事务，曾三次主动“让贤”，被传为佳话。
　　张闻天，1900年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的殷实农户家庭。原名“应皋”（也作“荫皋”），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他17岁时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随后在报刊上公开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列注意的先驱者之一。
  同年，他在上海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翌年7月去日本东京学习，1922年夏又自费留美勤工俭学，一年多后回国。1925年6月初，张闻天在上海入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他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从此即用译音“洛夫”、“洛甫”为笔名。因他在理论研究上高于留苏的其他人，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大力拉他，而张闻天因缺乏国内实际工作经验，一时也对他们的主张表示赞同。1931年初，他回到上海任中宣部部长，后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等职。
    张闻天通过实践，认清了“左”的错误危害，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大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会上，张闻天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替代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十年代末期以后，他主要分管党的宣传教育。延安整风时，他检查了过去的教条主义倾向，要求到实际工作中锻炼。
    1945年党的“七大”后，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却主动到东北去，曾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外交领域，历任中国驻苏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八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由于他对“大跃进”提出不同意见，被错误地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撤职后任中科院哲社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文革”中遭极“左”势力迫害，他被监护审查并遣送到广东肇庆。因毛泽东对他还有过好的评语，晚年他在生活上得到些照顾。最后，他以张普（意思即普通人）的名字被安置在江苏无锡，1976年7月1日病逝。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因主要精力投入实际斗争，加之文字翻译有一定难度，在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方面还很不够。张闻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是党内为数极少的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  张闻天的成长经历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有共同之处，即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由追求民主主义以救国救民，最后转向共产主义。不过，他还有特殊之处，即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苏南地区，又留学到过日、美、苏三国。他懂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众多中国革命学生中，确实是凤毛麟角，于是和王稼祥等人被推选进入苏联最后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因他沉着、风雅、有学识，党内很多人都称他“老教授”。
     张闻天因理论学习成绩优异而受到共产国际的重用，被派回过内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开始时，他曾经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一旦深入实践，他便能很快认识真理。毛泽东在“八大”上曾经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做出的历史贡献，恰恰是理论工作者与实际结合的典范。
    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人物，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一度被历史大潮推到党的总负责的职位上。而他在大政方针上，基本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理。延安时期任中央办公室主任的师哲曾这样评价说：“他一生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少同志愿意接近他，同他谈论问题、交换意见或向他请教。但在解决实际问题、处理困难而复杂的事务时，大多是不依赖于他，也不苛求于他的。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实际斗争经验较少和他那十足的书生气的缘故而造成的吧。”
    在张闻天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和一些弱项。不过从主流上看，他的确是党内面向世界追求先进思想、先进生产力的光辉代表。张闻天不仅有理论上的长处，而且一生为人正直，在历史关键时刻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1959年庐山会议形式逆转

www.xuehuiba.com 时，胡乔木事先打电话劝他少讲一些。张闻天还是不计个人得失，忠言直谏。他讲了3个小时，以马克思注意政治经济学观点和调查研究的材料为依据，指出和分析了“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尽管被撤职罢官，他仍注意经济调查，写下了集市贸易意见书、生产关系两重性论文和政治经济学笔记。
    在七十年代初的下放劳动中，他写下批判“左”倾错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肇庆文稿”。可以说，这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的理论成果，代表了党内当时认识的最高水平，也对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十年代在江西的“红都”瑞金，毛泽东与张闻天两人相邻而居。毛泽东当时曾被莫斯科回来的某些人讥讽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张闻天却同毛泽东经常聊天，还关照政府工作人员要尊重他。1934年春，二人合著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张闻天深感留苏归国的许多人缺乏实际经验，曾感慨地说：“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
     因张闻天与博古、王明等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都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工作，博古负总责，张闻天是三大常委之一。国际顾问德国人李德曾对他说，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意思是要张闻天跟他们站在一起。但张闻天通过实践，与他们的分歧还是日益加深。  长征时在行军途中，张闻天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和忧虑。两人经过长谈，一致认为应纠正李德、博古的错误。于是，在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在博古的报告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并负责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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