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免费教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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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像,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做,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4),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连阳),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选自《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七、韩愈抗颜而为师
    《师说》有一句话:“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就是说,韩愈在《师说》里讲的所谓“师”,不是指在学校里教课的老师,而是指给“士大夫之族”,即社会上学业有成就的士人或学者做老师,或给做官的当老师。
    韩愈生活在佛教极盛的时代。唐太宗就很佞佛,从他以下都在极力地扶持佛教。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皇帝佞佛的结果,首先是大大抬高了佛教的地位,在王公士庶中间,增加了对于佛的迷信。其次,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思想,它主张“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静寂灭者”。这和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思想是针锋相对、格格不入的。因而,迷信佛教的人愈多,耻笑谈论所谓“圣人’之化的也就必然愈多。于是这就成了一种风气。整个唐朝时候,反对给学业上有成就的士人、学者、当官的做老师,认为有人敢于做这样的老师,便是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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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样的情况下,只有少数人敢于不管这种风气,韩愈是其中的一个。
    他不管这种风气,不怕人家的耻笑,不顾世人的笑骂,敢于做这样的老师,毅然以青年人的老师自命,担负起教导他们的责任。他的好朋友柳宗元尽管自己不愿担任老师的名义,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却赞扬了韩愈的做法:“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韩愈为了反对当时的那种风气,批驳世人的那种耻笑,写了《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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