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走，欣赏啊》教参[苏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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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以恬淡作底蕴，透了空灵氤氲，克制而有神采，内敛而不宣泄，“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活灵活现地站在了我们的面前。文中时有兴之所至、信手拈来的“闲笔”，例如闻一多穿一身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朱自清披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王浩剪一个大光头之类，这些闲笔，增添了文章的意趣，体现了散文的散之美。
                   
                   
亡人逸事
 
    孙犁的《亡人逸事》，是痛定思痛的作品。痛定而思痛，则有了“距离”。将生离死别之痛作了一种客观的观照之后写入诗文，就将个人的情感向人类普遍情感作了一种扩展，形成了一种“情感的概念”（苏珊·朗格语）。因此，虽然孙犁选择了一些“不太使人感伤的断片”，但那哀念之情却深深地渗透在字里行间，强烈地打动着读者。
    文章由序号自然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天作之合”的婚姻说起。其实就婚姻而言，对于从未谋面交谈的新婚男女来说，“天作之合”不过是一句虚言。然而在这里，“天作之合”简直就有了一种神话色彩：确实如妻所言：“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们家来！”在这一则逸事的字句间，作者对那天的雨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大凡人们感谢天时，都是因为他享得了自己意想不到或难以承受的幸福。作者特记“天作之合”，正是因为妻子为他带来了爱、幸福、宽慰，甚至写作的灵感、语言的源泉。在这里，与其说作者在谢天，毋宁说是在谢妻；对天的感念，其实就是对妻的感念。
    第二部分着重写了自己和妻子的初次见面。四十多年相濡以沫，如今天人相隔，在记忆之海的深处，作者最难忘未婚妻的初次印象：“我看见站在板凳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板凳上跳了下来，走到照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盯”、“跳”、“走”、“钻”极其生动传神地刻画出了未婚妻深情而腼腆的神情姿态。结婚多年后她回娘家，作者路过她娘家，叫她顺便一同回家，她却“严肃地说：‘你明天叫车来接我吧，我不能这样跟着你走。’”这一令人忍俊不禁的细节，突出了她浓重的礼教观念。
    第三部分作者用了更多的文字写妻子如何从一个娇惯女儿变成一个吃苦耐劳的妻子与母亲。这可以说是他们精神之爱的基石。乌纳穆诺说：“人之所以能彼此以精神相爱，必得是他们一起领受同样的悲苦，而且在悠长的时间里，肩负着共同的愁苦之束缚而携手越过顽强的大地。因此，他们才得以彼此认识，相互感通，而在共同的痛苦里觉知彼此的存在，他们相互怜惜而相爱。”（《生命的悲剧意识》）作者对孩子们说的话，正是他们夫妻精神上彼此认识、相互感通的写照。
    第四部分是文章最感人之处。妻子临终时仍记着若干年前丈夫在北平做小职员时，寄至她家两丈花布的事。两句看似平常的问答，将夫妻恩爱之情写到极处。中国传统讲究得一还两，薄施厚报，《诗经·卫风·木瓜》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的句子。我们可以想见，因为那两丈花布，传统观念较强的妻子对丈夫不知付出了多少爱与体贴。文章以妻子“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作结，使读者看到了一个辛劳一生、温柔善良却又不乏坚强的中国妇女形象。人至思念之极，往往愧悔之心生。所以作者愧疚地写道：“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作者对亡人的愧疚与自责，深挚地表达了对亡人的极度思念：人虽如风后入江之云飘摇而去，情却永远印在自己的心田，吹不走，抹不去，不思量，自难忘。
    全文融写人记事抒情于一炉，作者写似淡淡，读者读也凄凄，思念亡妻之情深深嵌入读者心的沃野。
                   
                   
祝福
   《祝福》是鲁迅的小说代表作之一，是鲁迅小说集《彷徨》的第一篇。小说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旧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通过祥林嫂的艺术形象深刻地反映了旧社会在封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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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封建礼教摧残下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全文按照小说中的空行，自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写“‘我’与祥林嫂的故事”。第二部分，写祥林嫂一到鲁镇；第三部分，写祥林嫂二到鲁镇。第二、三部分合在一起，即祥林嫂与鲁镇，也就是“祥林嫂的故事”。第四部分，写祝福景象和“我”的感受。第一、四部分，贯穿了“‘我’与鲁镇的故事”。“‘我’与祥林嫂的故事”和“‘我’与鲁镇的故事”合成“‘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和“祥林嫂的故事”便构成《祝福》的故事。
    第一部分中，“鲁镇过年气象”为序幕，“惨死于祝福时”为结局。本文在序幕之后就写出故事的结局，采取了倒叙手法。小说开头从视觉、听觉和嗅觉诸角度，将鲁镇年终祝福的热闹忙碌的气氛写得使人如见其景，如闻其声。“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一句点出了辛亥革命以后农村风俗习惯依旧，封建思想依旧。开头的描写，勾勒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揭示了祥林嫂悲剧的社会基础。“我”看到沦为乞丐的祥林嫂“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表明这时的祥林嫂处在“最底层的位置”，对生活已失去希望，精神已完全麻木。祥林嫂问了“我”关于灵魂的有无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就是死掉的一家在地狱能否见面。她希望其有，这样就可以和阿毛见面；又希望其无，因为害怕被锯成两半。这是比贫穷、比体弱多病、比无依无*更加折磨她的心灵的精神痛苦。对祥林嫂的“灵魂拷问”，“我”是意外、踌躇、吃惊，吞吞吐吐、支支吾吾。作品中的“我”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我”反感鲁四老爷，厌恶封建礼俗，同情祥林嫂，但另一方面又是软弱无能，疏于行动。在小说结构上，“我”又起着线索作用，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都是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来反映，“我”是事件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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