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部六省如何崛起的战略举措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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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耕地采取更积极的环保政策措施。国家强调中部地区要加大耕地保护力度，但光有保护是不够的，国家应扶持中部地区采取治理环境污染、防治经济性自然灾害的环保和水利措施等多种手段，否则，中部地区将难以继续肩负“全国重要的粮棉生产基地”的重任。
二是对中部地区重大工程给予生态补偿。作为全国矿藏资源和水资源富集的地区之一，资源的开发利用并主要流向沿海发达地区，却无力对资源开发区进行相应的生态补偿，资源枯竭型城市及乡村也由此产生。为支撑全国及东部地区发展的重大项目（如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等），中部地区付出的代价特别是生态环境的代价并不亚于西部。但国家给予西部地区有生态补偿，而对中部地区考虑的主要是移民补偿。国家应比照给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考虑对中部地区给予必要的生态补偿。
三是将中部重点区域纳入国家“十一五”重点生态保护规划。三峡库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均在中部，其水质好坏直接影响到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生产与生活。神农架林区为全国唯一的林区建制，是华中地区的“绿色宝库”，具有极大的生态价值。国家应对这些区域加大保护力度，给予必要的资助。
四是国家要大力支持中部地区发展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由于中部地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能抛开传统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要使工业化有利于农业市场化改造并为农村剩余劳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提供途径，这样，工业化的推进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就是一个尖锐的课题。应该说，伴随工业化进程，必然有一定的环境污染。零污染对应的事实上是零发展，关键是怎样用信息化技术及其他先进技术把污染减少到最低的程度。这就需要有两项合理的政策投入：一项是产业结构的选择，如引导发展绿色工业、绿色农业、绿色旅游业；二项是生态文明的制度设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赢亏都将成为企业自我决策的后果由企业自己承担。这时，企业排污所造成的损害即社会成本，完全应该由企业负责，这叫做社会成本的内部化。然而，我们现在除了有某些事后治理的法规外，还没有从源头上即企业的制度安排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推进新型工业化必须将污染的成本转移到企业内部，即实行“平行损害平行补偿”，对公共的损害由相应的法规判罚，直至最终实行“污染许可证制度”。这样，便可迫使企业在项目选择和生产经营上，事先配套防污治污设备，使环境的持续发展得到有力的制度保障。应该指出，保护环境并不必然减少产出，增加的只是治污防污的投入，但收获的不仅是良好的生态，更有显著的市场业绩。为此，应该真正确立“谁污染，谁治理”的制度，并可以在中部地区率先试验“污染许可证制度”。
五是支持中部农村进行“一建三改”，以涵养生态。优先在中部地区农户中大力推广建沼气池，改厨（传统烧柴灶改沼气灶）、改厕（传统茅厕改建为可生产沼气的新型厕所）、改水（即饮用水改用自来水或井水）。
6、基础设施支持
中部地区要崛起，基础设施须先行。国家要注重对武汉等中部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支持，以提升其城市功能，强化其龙头作用。武汉地处全国大“十”字布局结构的中心，对全国经济起着组织作用，这在交通物流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今年3月18日，武汉铁路局建制得以恢复，要借此东风，重塑武汉的“九省通衢”地位。现在国家冻结了地铁项目的审批，但考虑到武汉在中部崛起的特殊作用和地位，应“网开一面”。要破除“建地铁必然亏损”的认识误区。不可否认，在欧美国家不少城市地铁确实亏损，但一个很重要因素是其城市人口规模不是很大，同时又高度机动化并带来郊区化，使得城市人口密度进一步降低，导致地铁营运无法达到规模经济。而在东亚地区尤其是我国的一些超大城市，人口密度大，流动人口多，建地铁不等于亏损。我国内地地铁经济效益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有国营吃大锅饭，垄断经营，人员包袱沉重，机制不活。香港铁路1982年脱离政府后，企业活力大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只要象香港一样经营得当，武汉地铁应该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此外，国家还应采取措施，提升武汉航空港的等级和地位，尤其是赋予其第五航权，允许武汉开辟更多的国际航线。
7、产业支持
中部崛起需要产业支撑，产业支撑需要国家支持。就武汉而言，国家要重点支持发展高新技术、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三大产业。
一是国家要支持“武汉·中国光谷”成为真正的“中国光谷”而不是“湖北光谷”。现代经济是知识经济，武汉的光电技术全国领先，特别是3G技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整个中部崛起最具潜力的“引爆点”。国家应当像当年搞“两弹一星”一样，整合全国的相关智力、物力、财力，支持武汉真正打造出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光谷”。就像邓小平同志说的，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情。这不仅对提升武汉中心城市的综合功能至关重要，也对我国抢占知识经济的“滩头”阵地、提高综合国力具有战略意义。
二是支持武汉发展现代制造业，尤其是电动汽车制造业。武汉的电动汽车是又一项全国领先的先导性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有关部门应将此列入“国家战略”并尽快落实，给予重点扶持。此外，中部地区的“中国药谷”也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国家也应给予关注。
三是支持武汉发展现代服务业。当前全球经济格局的特点是，与发达国家产业的高科技化、虚拟化相伴随的是传统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中心城市不仅是产业转移的受体，更是为现代制造业提供技术、信息、咨询、金融、贸易、物流等综合服务的中心。武汉区位极佳，这是上苍的恩赐。武汉市作为中部地区的特大中心城市，要发挥龙头作用，就不仅要发展现代制造业，更要有高水平的服务业，以辐射周边，带动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武汉发展现代物流业具有天然优势，而现代物流网络对城市圈和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起着组织作用；武汉要巩固发展一批全国性、区域性大型工农产品批发市场，继续完善武汉全国性的粮食、棉花、油脂大型中心批发市场，带动湖北省乃至中部地区的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武汉要发展技术市场，加快建设区域性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技术创新动力，利用武汉雄厚的科技实力，形成研究开发网络，推进中部地区的产品科技攻关、产品开发、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发展人才和劳动力市场，加快人才培训和交流，构筑人才资源共享平台。可以说，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发挥武汉中心城市龙头作用的又一战略突破口，国家应予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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