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部六省如何崛起的战略举措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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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自新中国成立到现在都不是国家的投资重点地区，但这些年它的经济发展却非常好，其经验的第一条就是建立了鼓励农民成为创业主体的制度。该省3000多万农民，现在有民营企业110多万个，平均每个月还有几万个新的企业在产生，有100万个体工商户，每年销售额上亿元的民营企业就有300多个。正是这些人在推动着浙江经济的发展。中部要崛起，关键让制度把几千万民众动员起来，人人创业，若干年后，就一定会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企业家、著名的民营企业。
可以说，中部地区与沿海的差距，最大的差距就体现在观念上。沿海地区，国家没有明文禁止，政府就允许，甚至支持；而在中部地区，国家没有规定可以搞的，政府就不让搞。结果也截然不同：温州人人当老板（有大钱当大老板，有小钱当小老板，无钱借钱当老板），中部人人当储户（有点小钱就存着）。所以，要培育中部地区自主的增长能力，必须首先解决思想，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价值取向。
2、建立促进中部崛起的合作机制
首先，尽快建立中部地区合作发展政府间机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圈的形成，在资本和利益的牵引下，湖南、安徽、江西喊出“融入长三角经济圈”、“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口号，河南积极靠拢“环渤海经济圈”，导致华中大区的资源难以整合，中部地区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实践证明，中部地区“挂靠东部、分头突围”的策略有很多弊端：对内形不成凝聚力，对外形不成竞争力，对上形不成注意力，对下形不成号召力。要实现中部崛起，并使之成为我国又一个经济增长极，就必须强化中部区域力量的整合。中部地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资源秉赋不同，各省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发展条件也有明显差异，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方面表现出同构性或相似性。为了协调中部地区各省的发展行动，形成加快发展的合力，建议成立“中部六省（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七方（加上武汉市）省（市）长联席会”并成立“中部协作区”，加强区域内省与省、市与市之间协作与联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中部在宏观决策中的发言权，放大国民经济的整体功能，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赢得区域竞争的主动权，实现区域的整体起飞。
其次，建立产业合作机制。建议从旅游业突破。从国际上看，旅游业进入21世纪后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产业。中国旅游也正处在以“全面小康社会，健康旅游消费”为标志的“双康”旅游时代。经济越发达，社会越进步，旅游消费就越旺盛，旅游消费已成为人全面发展的应有内涵。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人民币，折合约1025美元，超出国际公认的国内旅游急剧扩张的800美元界限，中国城镇居民出游市场出现“井喷”；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人民币，折合约317美元，高于国际公认的居民开始出游的300美元界限，中国广大农村旅游市场即将启动，国内旅游市场将会不断升温。需求日益旺盛的国际国内旅游态势为中部发展旅游产业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客源市场。中部众多优势产业中，旅游业最容易启动，具备率先实现中部崛起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品牌优势，但中部五省存在旅游资源优势与旅游经济乏力的二律背反，旅游资源优势转变成旅游经济优势的力度和效率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中部地区旅游消费结构不合理，旅游经济仍然是粗放扩张型。要解决这一深层次问题，就必须树立科学的旅游发展观，坚持“大旅游”发展观，培育中部地区旅游产业群；坚持突出重点，建设中部地区旅游目的地；坚持区域合作，联动发展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圈；坚持开放市场，壮大旅游市场主体；坚持科教兴旅，提高旅游行业素质。
3、各级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
中部地区各级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应该是主角，如果政府成为主角，只能意味着经济主体发育不够。从市场经济规律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庞大的政府干预经济，一方面效率低下，另一方面财政负担沉重。面对我国东部繁荣、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的新形势，中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产业结构转换日益困难，资源挖空现象愈来愈突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在这种发展压力下，要求政府加快职能转变，积极推动制度创新。政府要更积极有效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服务职能，既是“责任政府”、“服务政府”也是“诚信政府”。政府要恪守自己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场，尽可能改进和加强面向全社会的公共服务。政府要从“无限理性”转归为“有限理性”，努力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发挥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从根本上解决政府的“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尤其要求经济发达地区政府不能“越位”和“错位”，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更不能“缺位”。
政府不应该自觉不自觉地仍将自己置于经济活动中心的地位，要将注意力聚焦于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始终通过市场有效以及公共服务有效来体现政府有效。政府要尽可能减少规制，不必要的或可有可无的规制越多，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效率就越低。政府职能转变的首先任务是规范政府行为，包括行政程序的规范，行政机构及其内部管理的规范，行政执法的规范，行政审批的规范，政府投资及采购的规范，行政收费及处罚的规范等。真正树立人民政府开放、透明、廉洁、法治和高效的良好形象。要坚决实行政企分开，切实改变政府主导结构调整和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过多的状况，减少审批项目，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管理，实现资源配置以市场为主导，真正实现“政府培育市场、市场解放政府”。
4、建立促进中部崛起的混合所有制和企业体制
中部崛起，首先是经济的崛起。在全国统一市场的区域竞争中，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存量资本和增量资本的积累性发展。在中部，首先是要解决存量资本问题。以湖北为例，在“一五”至“七五”期间，存量资本发展累计在3000亿元以上，改革开放以后又增加到4200多亿元。这些资本几乎完全集中在国有企业，铺展在冶金、机电、动力、建材等各个领域，成为湖北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基础。这一雄厚的基础，事实上曾经超过了沿海不少省份。尽管近30年来沿海地区的增量资本（主要是境内外的社会投资）迅速赶了上来，甚至还超过了湖北，但如果没有这一存量基础，湖北与沿海的发展落差将会更大。正因为如此，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存量的优势，以存量吸引增量，把国有资本盘活，无疑成为中部崛起最现实的选择。据统计，目前国际市场的游资在10万亿美元以上，国内游资也在8万亿人民币以上。在国际经济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资本的流动空前活跃。我国的外资引进早已突破500亿美元，2010年湖北省全年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它投资23.56亿美元，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我们只有让出国有资本的部分市场，以存量吸引增量，才具备有大规模引进外资的条件，也才能把中部崛起建立在可靠的现实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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