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村民自治的期望与批评
镇，通常的作法是，党委召开会议研究之后，派一个党组成员（一般是党政包村干部）到村里召开支村委会议，然后就指定人员填补空缺。《H
镇村干部管理办法》规定，将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切实加强村级干部队伍管理，对支村委干部的选拔、培训、调配、任用必须有组织、有计划、按程序进行。每年要由镇政工书记牵头，组织、宣传、民政和驻村干部参加，对村干部的德、能、勤、绩进行一次全面的年度考察，将考察的结果作为村干部任免和兑现奖惩的重要依据。“村财乡管”或“村账乡管”也是乡镇控制村庄的一个主要手段。79河北、山西等省还进而推行了“双代管”（由乡镇政府经管部门统一代管村级财务，既代管资金又代管账目）和会计代理制（村会计由县里统一考试录用，在乡里统一办公，一个会计管3至5个村的账）。80村民自治成为形式化的表面文章，不仅因为在村的范围内缺乏自治人才和自治财力，更重要的是缺乏自治事项。当前村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上级政府委派事项，个别的村办事业诸如小学，在义务教育达标评比活动中也陆续被解散或合并到乡镇办的学校了。应当实行乡镇自治而不是村级自治的更详尽的理由，笔者将另文阐述。81
4.从中国特色现代化的角度
如果用村民自治一类的“制度创新”来根本否定现代性和现代化，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9亿中国农民是不会赞同的；如果鼓吹村民自治一类的“制度创新”可以开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恐怕响应者依然寥寥。由于对所谓的“制度创新”缺乏警惕，过去已经让中国人上过许多当，吃了许多亏。曾几何时，人民公社被说成是“制度创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说成是“制度创新”，“离土不离乡”被说成是“制度创新”，“发展小城镇”被说成是“制度创新”，乡镇社区企业被说成是“制度创新”，股份合作制（或“共有制”）被说成是“制度创新”，……结果无一不沦为制度泡沫和理论泡沫。现在又轮到村民自治被说成是“制度创新”了，人们还会盲目地相信吗？
有论者依据中国村民自治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张中南等人说：“在整个初级阶段必然存在两种形态的民主因素：一种是以国家形态出现的阶级民主，即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政权的形式和职能管理以经济生活为中心的全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公共事务，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都是属于国家形态的民主；另一种是以非国家形态出现的民主，即全体社会成员通过群众自治或社会自治的方式管理全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公共事务，……不断地发展和扩大非国家形态的民主自治因素，使国家的职能逐渐社会化，从而日益接近并最终达到共产主义民主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建设的方向和主流。”82张永桃说：“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或国家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民主范畴。这是民主的本质和主要表现形态。除此以外，民主还有其他表现形态。比如说，随着国家于社会的分离并二元化，政治将区分为政权政治与非政权政治，社会组织区分为政权组织和非政权组织，民主也将区分为政权民主和非政权民主，即是一种同国家政权民主相区别的社会民主。”“村民自治是一种社区基层民主制度，是社会民主的一种形式”：“如果说国家政权民主是‘宏观民主’，社区民主则是‘微观民主’”。83徐勇认为，知识精英构造民主的理论资源长期来自于西方，如根据西方经典理论，民主和私有财产是相关联的，集体主义只能产生集权专制。然而，中国的村民自治却发生于财产集体所有的背景下，正是这种个人与集体的互动交换蕴育着村民自治式的草根民主。知识精英在睁大眼睛向外看的同时，低头向下发掘本土资源，才能建立起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机制。84总之，村民自治这种非政权组织的、群众自治的、个人财产与集体财产互动交换的“社区民主”（或“微观民主”、“草根民主”），就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社区民主的发展，可以为民主政治建设拓宽基础，提供社会支柱，壮大民主力量，推进国家民主化进程。”85秦晖不赞成上述观点，他指出，村民自治与促进国家民主不是一回事。历史表明“熟人共同体”的组织方式完全不同于国家的状况常常可以协调地长期共存，并不存在“社区民主”发展为国家民主的逻辑联系。沙皇俄国的“村社民主”与沙皇专制并存，传统波兰的基层农奴制社区与贵族民主性质的“自由选王制”国体并存，都是长达几百年的稳定传统。86李昌平说：“步云直选乡长的意义远非直选村长和分田单干所能比的，因为乡长是一级政府。政府的官员是否直选是专制与民主的分水岭，政府从此有了自我纠错机制。”“但村长不是政府官员，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直选自治组织的领导人的历史很悠久，族长、户长就是选出来的。”“农间选举的游戏规则很成熟，很值得选举村长借鉴。如：选户长一定是选有德有望的人，选出来的人几乎是大家公认的，有广泛的民意基础，选户长的程序是很科学的，更是民主的。我们现在选村长，德的标准不高，有时民意基础也不厚，所以，选村长的民主水平还没有达到民间自民主水平。”87也就是说，村民自治在实质上只是传统的延续和改头换面，而不是真正的制度创新。
党国英说：“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吗？从过去历史看，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从农村开始的，更没有在与中国相似的历史条件下从农村开始进行政治改革的成功经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走了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政治改革也会靠走这条道路获得成功。我们不敢说这种政治改革路径就一定不能成功，但这种推理是靠不住的。二十年前的社会条件与当今的社会条件大不相同，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所赖以进行的社会条件也很不相同，不能由此及彼推导出结论。”88他的话留有一定的余地，其实完全可以说得更肯定一些：“中国政治改革走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绝无成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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