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村民自治的期望与批评
第四，“乡村治理行政化还是民主化”，不是必须二者取一、非此即彼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并不存在政府之外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行政系统是一竿子插到底的；同时，基层政权都实行地方自治和自治选举。也就是说，乡村行政化与民主化可以并行不悖，政务类公务员与行政类公务员可以和衷共济。“主张国家必须建立强大的行政能力”，就要对“民主化的方向进行批判”，这种说法不适合包括笔者在内的宪政民主主义者。真正有意义的争议不是“行政化还是民主化”，而是集二者于一身的社区自治行政是放在村级、乡镇级还是县级。
笔者认为，人们对于过去的实践即历史总是要继承下来的，没有人能够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错误的或过时的理论可以扬弃，但对特定背景下理论提出者的良苦用心也要有“同情的理解”。村民自治理论倡导者对于国家民主化、社区自治、社区民主理念的弘扬和众多实践者对于民主选举的程序性实验，是值得未来史家大书特书的。
正如徐勇所说：“草根民主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一套规则和程序，更重要的在于它为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种示范。如果连‘泥腿子’都知道要秘密写票、无记名投票，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人大会议的举手表决不是有些相形见绌了吗？如果村委会主任只有通过选举才能获得权力的合法性，那么，其他的村官以至更高层次官员的合法性权威又应该怎样建立呢？如果村里的公共事务都必须公开，与更多人的重要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政务是否更应该公开呢？”“村民自治的形式示范效应远远大于其实质性。”94即使是村民自治的批评者也承认，村委会选举已经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影响：（1）村委会的民主选举对人大的选举产生了示范效应，许多技术上的细节实际是民主程序的保障，例如秘密投票、不由上级政府指派候选人及候选人竞选办法等；（2）村委会的民主选举促进了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发展。村委会的选举不仅诱发了两票制的诞生，还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党员要求按照党章民主选举支部书记；（3）村委会选举的成功使得乡镇长直选列上了政治改革日程，一些地方的领导人表示要率先在乡镇长直选方面取得突破；（4）民主选举村委会的实践创造了不少民主选举和民主管理模式，突破了不能搞竞选的政治禁忌，创造了一套得到北京领导人认可的中国式的民主政治语言；（5）民主选举村委会冲击了农村基层干部的“主民”观念，也提高了农民的民主意识。95最后，笔者要表明对村民自治理论倡导者的希望：不要太痴迷于创造“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经验范式，并对由西方国家经验中产生的西方民主理论构成挑战”；尽快抛弃“群众性自治”的理论怪胎，在与世界接轨的基础上展开对中国特色地方自治和社区自治的探索。
1贺雪峰：《村民自治的功能及其合理性》，载北京：《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6期。
2黎炳盛：《村民自治的最初诱因：非集体化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失效》，载“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网站。
3转引自欧博文等：《在党国中纳入民主：中国的村民选举》，载“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网站。
4白沙洲：《重新审视中国农村的基层选举和村民自治》，载“世纪中国”网站。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96页。
6邱越伦（Allen C.Choate ）：《中国的地方治理》，载“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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