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村民自治的期望与批评
近年来，村民自治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2010年3月23日，笔者用Google搜索器对一些词组进行了互联网搜索，找到有关网页数分别为：入世1220000，三个代表262000，西部开发137000，乡镇企业70300，三讲64900，国企改革48900，一国两制45200，农村税费改革21400，外出打工16700，职工下岗12900，政府机构改革12400，村民自治11200，干部“四化”9980，司法独立9050，家庭承包8300，户籍改革8280，三农问题4630，新闻改革2830，三提五统2230，党政分开1520，土地制度改革1150，撤并乡镇1070，废除终身制402，工会改革148，社会协商对话制度146，建立农会123，人大改革36.村民自治还比不上入世、三个代表、西部开发等眼下最热的话题，而与三讲、国企改革、一国两制、职工下岗等处于同一数量级。在有关农村的话题中，村民自治位于乡镇企业、外出打工、农村税费改革之后，排在家庭承包、户籍改革、三农问题、三提五统、土地制度改革、撤并乡镇、建立农会之前。在有关政治改革的话题中，村民自治与政府机构改革分坐头两把交椅，大大领先于干部“四化”、司法独立、新闻改革、党政分开、废除终身制、工会改革、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和人大改革等。其中党政分开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中共十三大特别强调的政治改革目标，但与之相关的网页大约只有村民自治的十分之一和百分之一。
不少人对村民自治抱有很大的期盼与希冀，也有不少人对村民自治提出质疑与批评。本节将介绍和评论对村民自治的不同看法和态度，而把重点放在批评方面。笔者曾于《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发表《村政的兴衰与重建》，在详细考察村民自治实践的同时，对村民自治理论提出了批评。对于该文，贺雪峰等曾做过很好的评论并提出商榷意见。1由于忙于其他事务，笔者未能及时回应，对此深表歉意，并借此机会作出一些答复。
对村民自治的期望利主义
在1980年代，村民自治是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话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编的《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文献的时间是从1978年12月13日到1992年3月20日）总共93篇文献中，谈到村民自治或村委会建设的只有8处，而且只有1处即1990年8月10日的《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要“认真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把村民自治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联系起来。但即便就在这唯一的1处，重点仍然是如何恢复和强化行政管理，特别是如何加强村党支部对村民委员会的领导。2如果从1982年宪法第1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算起，村民自治制度已经存在20年了。但在1987年11月24日人大常委会通过《村委会组织法（试行）》前，这一制度处在邹谠所谓的“冷漠地带”。3从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到村民委员会，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其人事和运作机制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对于多数村民来说，甚至称呼都没有改变，仍然按照习惯把村委会称为“大队”。由于《村委会组织法（试行）》肯定了村委会民主选举，民政部的一些青年官?a
name=8>弊宰髦髡诺亟熬貉 币肫渲小！洞逦嶙橹ǎㄊ孕校酚?988年6月1日开始在全国实行，一年后就发生了“六四”，有一些人认为，村民自治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不能再搞下去了。在“关键”时刻，由于彭真的“坚持”，以及薄一波的“支持”，村民自治制度得以保存下来。1990年8月在山东省莱西市召开了全国村级建设组织座谈会，主管的政治局委员宋平拍板：对《村委会组织法》不要再争论下去了，应该去实行。于是民政部于1990年9月发出了《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通知》，计划用十年时间在全国逐渐铺开。4
1.功利主义的期望
进入1990年代，村民自治的潜在价值被发现了，从而有幸跳出“冷宫”，一跃成为各级领导人的宠儿。
对于中国高层来说，突显村民自治是为了“举旗帜”、“树样板”。“六四”之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表示：“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5既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又不方便再强调党政分开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等十三大的主题，政治风险性较小的村民自治便成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首选。此外，官员们“发现西方对选举和看起来像中国农村民主的兴趣是中国国际形象的一种资产。”6村民自治可用来作为一个政治改革的样板，证明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民主承诺，驳斥西方对中国没有人权的攻击。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长的阎明复说：“梨树县的事迹（村委会”海选“）已经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它对我们回击西方诋毁中国人权状况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7“对中国选举改革的调查证明，民政部及地方官员在向农村输入半竞争性的选举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8对于主管村民自治的民政部门来说，1980年代少数青年改革家的冒险试验开启了1990年代部门利益的金库，可以从中挖掘出部门威望、经费和国外考察机会等。在社会保障管理职能明确划归劳动部门后，村民自治事务更成为民政部门的希望所在。1988年，国务院批准把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处提升为司级。到1996年，全国民政部门共有1万多人从事与村民自治有关的工作。9福特基金会提供了促进村民自治的首笔赞助，随后，亚洲基金、国际共和协会、卡特中心、联合国发展署和欧盟都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向民政部官员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持。民政部的有关人员利用这些资源召开了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出版了许多关于村民自治的书籍，并且对与民政部合作的地方官员（也包括他们自己）提供出国访问（主要是去美国）的机会。10“大致说来，在国家内部组织的层级结构序列中，层位越低的组织对村民自治构成阻力越大；相反，得到中央政府更多关注和帮助的地方，民主选举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大多数地方领导人对通过村民自治解决农村实际问题并不抱有幻想，甚至表现出很大的抵触，但并不妨碍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将其视为博得“政绩”的工具。王旭发现，许多基层选举取得的成效取决于政府官员在组织、指导和监督村民选举中扮演的关键角色。11例如，四川省达川市为开展“村民自治达标活动”，专项投入达50万元，抽调部局级领导和工作人员480名，包片包村蹲点，定人员、定时间、定地点、定标准，实行岗位目标责任考核，将村民自治示范标准层层落实。徐勇总结说：达川市政府在村民自治进程中扮演了积极主动的角色，发挥了启动功能、动员功能、引导功能、推进功能、规范功能。如果没有达川市政府组织系统的强力推动，村民自治就不可能迅速落实到社会基层。作为这种主动性的回报，该市于1993年被评为四川省的村民自治示范县（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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