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村民自治的期望与批评
2.理想主义的期望
党国英说：“中国农村正在进行村民自治制度改革，村委会主任由农民直接选举。官方和知识界的一部分人似乎比农民对这场改革更为热心，与20年前的农村经济改革形成鲜明对比。”13与官员的功利主义相比较，学者通常表现出更多理想主义的色彩。虽然也有一些学者谈到村民自治在解决农村实际问题方面的作用和功效，但更多的人期待它能够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和“中国民主建设的微观社会基础”，至少也要成为“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训基地”。
徐勇称村民自治是“平静的民主化‘革命’”；14辛秋水认为村民自治是在政治改革上的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15贺雪峰在概述村民自治研究时指出：“有学者从对国家政治体制关注的角度，认为村民自治还具有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突破口和生长点的作用。所谓突破口，就是村民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本身的一个环节，村民自治不仅会导致而且事实上已经带来了由下自上的民主化进程，比如由村务公开到政务、企务、警务公开，由选举村委会到选举村支部，由村委会直选到乡镇长直选等。安徽社科院辛秋水先生和河北社科院杨爱民先生均持此种观点。更多学者对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突破口的说话不以为然，但认为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生长点应无疑问。所谓生长点，一是指村民自治作为社会民主，为政治民主提供了环境和生长的条件（程同顺），二是指村民自治特别是村委会选举可以提高农民的民主意识，增强农民的民主能力，从而将农民训练为合格的公民，这将是对民主政治最为扎实的一项工作（王仲田）。”16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的目标是要“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车间民主选举和村委会民主选举，都曾被视为是“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的出发点，但前者现在已经不再被提起。唐兴霖等人认为：“80年代以来，在中国政府的推动和广大农民的参与下，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村民自治建设和发展将构筑起社会主义民主的微观社会基础。”“村民自治可形成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路径依赖”。17楚成亚认为：村民自治可以发挥“倒逼效应”，促进乡（镇）政治体制的改革。18王振耀告诫共产党人，未来只能从两条道路中选择其一：“一个选择是苏联，苏联的改革是先从中央做起，中央新思维不断推进，基层却没有动。苏联的改革是自上而下，没有让人民熟悉民主的程序，接受民主教育，参与民主活动，最后，到国家分裂的时候，人民只知道拿起枪杆子，内战不断。另一个选择是台湾。国民党从50年代就开始了村的选举，尽管国民党一直控制到80年代才开放，但客观上国民党的统治没有被选举推翻，并且到去年选举，国民党已经牢固地掌握了政权。……基层选举总体的意义是为中国民主化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农村社会基础。”19徐勇说：“其实，在东方国家，民主化进程往往就是，一个由形式的权利到实质内容，由通过形式民主训练民众，培养民主习惯到民众运用形式民主争取权利的转换过程。正如军人上操必须从‘一、二、一’的基本形式训练一样，久而久之，民主就会成为一种形式权利固化为日常生活方式和习惯。这正是中国民主的牢固的根基所在。”20唐兴霖等人也认为，村民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训基地”：“可以想见，随着村民自治的不断推进，占中国人口主体的农民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这将为未来中国的民主建设奠定坚实的精神文化基础。”21这里面隐含着的一个理论前提，就是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的民众尤其是农民缺乏民主习惯，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需要通过“形式民主”的长期训练才能克服。
3.浪漫主义的期望
有些人并不满足于通过村民自治解决农村现实问题，甚至不满足于通过村民自治实现民主化和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现代化意味着现代性或者更明确地说是西方现代性的实现，因此不能被作为最高价值来追求。他们期望村民自治是“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替代选择”，是“中国现代性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它不仅意味着中国文化的重新崛起，而且还负有把世界从西方式的“现代病”中拯救出来的重任，因而是“对人类文明的莫大贡献”。22王旭在《探求新的民主化模式：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一文中说：“中国乡村最近的政治发展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23也有一些人并没有那么高的期望值，把村民自治制度视作“为万世开太平”的“制度创新”；他们孜孜以求的是“理论创新”，是形成“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经验范式，并对由西方国家经验中产生的西方民主理论构成挑战”。徐勇说：“通过对草根民主的提炼，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其独特性，因为它生长于中国特有的经济社会结构之中。这种独特性所提供的经验范式可以对传统的西方民主理论进行证明或证伪，并建构新的理论范式。”24通过村民自治理论的创造，使得“村治研究学派不仅仅是有了一副不同于西化理论的有色眼镜，而且有了一副较那些西化理论更为适宜、深刻、有用的眼镜。”25
对村民自治的批评
对村民自治的批评，出自于不同的视角，大致包括：从实际绩效评估的角度，从政治改革系统思维的角度，从国家政权建设和政治发展的角度，从中国特色现代化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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