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村民自治的期望与批评
1.从实际绩效评估的角度
柯丹青（Daniel Kelliher
）写道：村民自治的支持者们说，数据可以证明，村民自治是解决粮食征购、税收和计划生育问题的好办法。中国所有关于村民自治的数据和文章都表明，村民自治带来了新气象：高额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早婚现象大大减少了，拖欠钱粮的、超生的也减少了，而增加的是税收和节育妇女的人数。根据1994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村民自治使国家得到了几乎它想从福建农村得到的任何东西：在被调查的1200个村委会中，99%的村完成了粮食收购定额；92%实现节育达标；82%完成了税收任务。支持者认为，这些创纪录的高数字，雄辩地表明村民自治是解决政策执行难的灵丹妙药。26下面举几个如柯丹青所说的报喜不报忧的典型例子。
“四川省彭山县义和乡的双提留款，往年要集中多级干部、用半年的时间才能勉强收齐，实行村民自治后仅用半个月时间就能全部完成。民主选举的成功同时也改善了农村的社会治安状况。1993年山西省河曲县发生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分别比1991年下降53％和46％，其中重大、特大案件下降45％；民事案件、民间纠纷和来信上访也大幅度减少；87％的村实现了‘三无’，即无刑事案件、无治安案件、无集体上访和群众性闹事事件；1993年的495起民事纠纷中，由村级组织调处解决的占91％，许多所谓‘气死公安，难倒法院’的案子不出村就得到了解决。”27“自1997年5月《关于切实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下发以来，全县的信访和上访案件分别比上半年下降32％和35％左右，民间纠纷也大大减少，尤其是干群纠纷案件减少了40％左右”。28“陕西咸阳约台乡在实行村民选举后，选举出了一个乡村能人，遇事大家就相互协商，社会从此也就安定了；村干部腐败问题，在进行村民自治后，有村民、村民代表、村民议事会、民主监事会等权利个体和组织监督村干部的行为，财务公开制度和监督制度等也有效地防止了村干部利用村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动机和行为，村干部行贿受贿等腐败问题有所缓和，而且这还有利于营造社会公平公正氛围，有助于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也得到了有效制止……等等。”29众所周知，中国农村的基层干部能够拿出上级领导所需要的任何数字，而且可以把这些“政绩”与任何一项政策挂上钩，但是，他们当然不会也不可能证明其中的相关性。
Jude Howell
写道：“从支持者们收集的所有论点来看，他们将村民自治看作一种手段，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政权合法化和社会秩序，而不是民主过程或民主制度本身的优点。正如民政部官员在同我们讨论时所说的：”我们的目标不是民主选举本身，而在于帮助农民致富‘。从这里可以推断出，民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30西方学者对于经济发展和村委会选举的关系进行过相当严谨的研究，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系牛铭实教授根据1998年在中国5省8县（市）2142个村收集的调查资料，对欧博文、苏珊·罗伦斯、高亭亭、史天健、戴慕珍提出的各种假设进行了验证，结论是：一个村的经济状况与这个村是否采用差额选举没有明显的关系。31张鸣尖锐地评论道：然而，好像故意跟乐观的人们过不去似的，从农村传来的消息却并不那么乐观，与当年大包干时中央一纸政策就让农村热气腾腾大变模样的局面相比，即使少数村民选举搞得比较好的地方，面貌也说不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村民们对于上面赏下来的民主，显然没有当年发给的土地承包权那么大的兴趣。在那些境况很差的农村，对于上面来的干部和前来做”田野考察“的学者，村民们最想跟他们说的只是发生在周围的不平事，甚至递上一份份状子，哀求这些在农民眼中吃公家饭的人代为转达；而那些经济状况好一点的地方。几乎所有的男性青壮年和一部分女青年都出去打上了，相当多的人常年不在家，选举只好在那些似乎最缺乏政治能力的老弱妇孺中间进行。农民之所以对村民选举兴趣不大（至少在相当部分的农村如此），主要是因为依选举改造的村制，对于解决农民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用处并不太大。32李鹏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时说：”中国民主首先从基层开始，是因为对于一个普通农民而言，与其利益直接相关的不是省长或县长、甚至不是乡长，而是村委会主任。“但是，村委会主任在现实中的主要职能并不是执行村民会议的决议，而是贯彻乡镇以上政府的行政指令。徐勇指出：自1990年中期以来，村民自治面临的政府任务愈来愈重。特别是当收取税费成为政府发展经济和维持公共管理的主要任务时，农民负担不断增加，村民自治的行政”紧约束“运行特点愈益突出。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村民自治外部面临的行政压力愈来愈大之时，村民自治内部却按照法律规定的自身逻辑发展生长，这就是”四个民主“规则及其相应程序的确立。特别是1998年经过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更加强调依法自治。1998年9月，江泽民说：”扩大基层民主，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不仅是在农村中广泛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而且是发挥农民创造性和保证农村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政策。“1999年9月，他又赞扬村民自治是继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伟大创造“。然而，即使有国家领导人的一再高调表态，”面对强大的行政机器，分散的村民力量尚不足于抵制来自于村外的的行政摊派。如在以’海选‘闻名于世的吉林省梨树县，面对政府摊派的本地香烟的任务，农民却无能为力。内蒙古向干部讨要求村务公开和索要税票的农民却被干部铐上手铐。但这只说明，村民自治要得到顺利发展，必须具备必要的外部环境，主要是由国家权力系统构成的行政环境。“33人们现在看的越来越清楚，1990年代后期既是村民自治搞得最红火的时候，也是中国农村困境开始显露的时候。这就是说，小社区的自治机制根本影响不了大环境的不民主决策对农民切身利益的侵害；而城市化、城镇化、农民外出打工、人才外流的大趋势，又从另一个方面对村民自治制度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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